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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8点钟，晨起的薄雾氤氲在佤山。距离国境线公里，一片人工草皮铺成的足球场上，几十个孩子正以四人一组列队带球奔跑，球衣、短裤、球鞋，配合灵活跑动的姿态，俨然一支成熟球队的“微缩版”。

　　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勐董镇中心完小的这片球场略小于标准足球场，是整个县城为数不多的能够举办11人比赛的场地。临近放假，其他师生已经进入相对松弛的状态，这些足球实验班的孩子在这里仍然保持每天两小时的训练。

　　作为全县最大的边境中心校，小学1028名学生中佤族占98%，还有34名是缅甸籍。2019年，由沧源县教体局牵头，作为临沧市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建设的首个试点项目，足球实验班开始筹备第一届招生，截至2025年9月最新一届招生结束，勐董镇中心完小已经有了第六个足球实验班，一至六年级各有一个班，组成了以佤族为主，包含傣族、拉祜族、傈僳族、彝族、汉族在内208个队员的“佤山少年足球队”。短短几年，这支由612岁少年组成的队伍，在全国以及省、市、县各级青少年足球赛中获得15个冠军，其中的优秀队员还入选了国家队和各地俱乐部的后备队。

　　然而，让老师和教练感到骄傲的并非只是成绩。“经过6年，孩子们的变化很大。”县教体局副局长李学新告诉记者，通过体育运动的锻炼，足球班的学生表现出超越普通班级孩子的积极、自信、阳光。而他自己这边要做的，除了日常训练比赛的物质保障，还要考虑一个更大的问题：他们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课间操刚过，教师办公室门口，两个圆圆的脑袋探进来，是六年级的田渊博和五年级的叶皓均。训练刚结束，男生黝黑的皮肤透出两团红晕，听说要过来“采访”，每人准备了“讲稿”背在身后，手写的字密密麻麻一整篇。

　　田渊博是佤族，因为有些紧张，他一边搓着手里的稿纸，一边安静地坐在一边。直到话题聊到“上一届世界杯”。记者问他：“有喜欢的球队吗？”他马上兴奋了起来。

　　“法国队。他们创造了很多奇迹，很拼搏。姆巴佩的过人配合也很好，速度特别快。”他还记得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是爸爸陪他在电视上看的，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沧源喜欢足球的人很多，我们有一句话叫白天放牛，晚上踢球。”李学新说，正是这种浓厚氛围和群众基础在下一代身上形成了影响。

　　作为一个十几万人口的边境县，沧源每个乡镇甚至每个村组都有自己的足球队，一年四季都有比赛打。春节前，村集体内部先举办“迎春杯”球赛，胜出的再踢一轮“乡镇杯”，到了年后35月，每个乡镇以及一些企业会组成十几支队伍，参加县里的“振兴杯”，选拔出的球队为最后10月份临沧市组织的“幸福边境杯”做准备。

　　2003年，勐董镇龙乃村有了自己的村队，球员从十七八岁到三四十岁不等。1993年出生的柏勇军既是村党支部副书记，也是村队的成员之一。据他回忆，自己高中的时候开始喜欢上踢球。“那个时候没有场地，大家都踢野球，找个空地就能踢，放上两个水瓶就可以当球门。”他说，“感觉为了踢球，晚饭都可以不吃。”

　　2020年，县教体局在龙乃村修建了一座5人制的足球场，也是县里唯一一座建在田间地头的球场。由于当时村集体没有土地，由村委会出面协调了两户人家共1.5亩，5月份动工，11月份投入使用。

　　球场建好后，使用率很高。“一到周末，大家在微信群里一喊，组上七八个人就可以踢。足球班的孩子训练场地不够也会过来用。”柏勇军说，使用最多的还是村里的队员，常常踢到晚上10点。路灯不够亮，队员就每人出钱凑了几百块，围着球场安装了8盏灯，又从活动室拉了电线。“主要是备战比赛，大家都想拿冠军。”

　　2019年6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体育美育浸润行动计划的通知》，提出“依托高校体育美育教师和学生力量，为本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的中小学校体育美育课程教学、社团活动、校园文化建设、教师培训等提供持续性的定向精准帮扶和志愿服务”。而彼时的沧源县也在进行一场教育改革，李学新曾就职的县教育局与体育局正式合并。

　　“每年给学生做体质检测，我们发现这里很多孩子身体数据相比其他地方孩子更优秀，比如睾酮素、肌肉横切面积等，都表明他们更有运动天赋。”来到教体局后，李学新很快向市局汇报，能否根据佤山孩子的“特长”和足球运动的传统，在“体教融合”方面做一些尝试？

　　转年到了2020年，第一届足球实验班正式开班，从全县2000多个孩子里选出女生14名，男生22名。项目组聘请专业足球教练为学生进行了爆发力、灵敏度、四肢协调等测试，在入学前还经过一次体检。“它跟一般的体检不一样，完全按照运动员相关的标准做的全面体检。还要看父母等家庭成员有没有遗传病。”李学新说。

　　足球实验班项目着手准备时，勐董镇中心完小是当时县城里为数不多具备训练场地和住宿条件的小学。而项目最终落地完小，对于校长陈世民来说是一个惊喜。

　　从1996年参加工作起，陈世民的教育职业生涯辗转岩帅、糯良、勐董几个乡镇，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佤山边境的乡村学校。他记得刚做教师不久，学校里有一位教龄三十多年的老教师“红着脸”向他请教，说“孩子们总是追问，山外边的歌是什么样的”，自己又不会教。那天晚上，陈世民教学生唱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很多年后，他在一篇文章里回忆当时的场景：“学校的夜晚变得热闹起来有个总是沉默寡言的男生，眼睛里闪烁着从未有过的光芒。”

　　从那以后，他开始意识到文体教育对乡村孩子的特殊意义。2016年到勐董镇中心完小做校长后，他为学生规划了固定的课外活动时间，包括合唱、舞蹈、编程等课程。“足球只是其中一项，我们要求每个孩子都要有自己的兴趣科目。”

　　运行的第一年，学校专门为足球实验班的学生供应了营养加餐。“我们的孩子个子矮，一出去打比赛就很明显。”陈世民说，这种身高差在U12阶段的比赛里最明显，对比外面同年龄的孩子身高“至少矮一头”。“其实从一年级开始就有这个差别，一开始是差20公分左右，后面差距越来越大。”

　　“我们孩子特点就是灵、巧、快。但是对于青少年球队来说，技术只是一方面，个高、身体素质好肯定是占很大优势的。”U10组教练杨康说。

　　但很快，足球实验班招收到第二年以后，学校在加餐这项开始“吃力”了。“足球班的孩子越来越多，也是跟其他班一样的伙食费，慢慢地就紧张了。”陈世民告诉我，校园足球整体的项目资金由省、市两级财政渠道拨付管理，每年共100万元，用于教练工资、训练装备、外出比赛培训等。

　　那个时候，陈世民对于“足球是一项非常花钱的运动”有了切身体会球是每个孩子一个，大概能用一学期，踢坏了就要换；球衣随着个子长大每年都要换新；球鞋要专业的钉子鞋，一学期会穿坏两双，“一个是每天训练的磨损，还有就是孩子身体也长得快”。为此，他们找到一家专门做定制的企业，集体采购价格谈到了4折，每双120元。

　　除了硬件装备，陈世民和教练组认为目前最大的经费缺口是比赛。“出去打比赛的机会太少了，特别是国家级、省级的青少年高水平比赛。”

　　2022年，球队已经训练了两年，孩子们仍然一次比赛还没参加过，陈世民只觉得“心里着急”：“我们也了解过，昆明每周都有学校之间的交流比赛，但我们的孩子每天只能自己练。”他一层层向上级领导“打报告”，终于在那年7月第一次外出去昆明参加了省级比赛。“航空公司还给我们免了机票。孩子们也没有辜负期待，在U7组拿了亚军，U8组拿了冠军。”

　　截至现在，球队参加过两次云南的省级比赛。“成绩还不错，每个不同的组别都拿了冠亚军。”陈世民说，唯一一次参加的全国级别赛事，是2024年在昆明举办的“中国联盟杯”全国青少年足球精英赛，算下来一趟花了30多万元。“光球员就152个，每个组至少一个教练、一个生活指导老师，还有队医。”

　　“比赛就是一种最好的训练，特别是对技战术的提升、配合的连贯性方面，要多看、多交流，才能积累经验。”杨康说，刚上赛场的时候，孩子看到球都不敢去抢，但出去比赛过两三次的孩子，就明显不一样。因此，只要有比赛，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学校都要求把孩子尽量全部带上，“想让每个孩子都有上场的机会”。但有一次去广州，因为是依靠一家企业的赞助，球队只带了对方要求的11名队员参赛。“是一家昆明的企业，主动来联系的，给我们订了机票和住宿酒店。”

　　沧源佤山机场建在距离县中心15公里的山上，自2016年底航线开通以后，从佤山到昆明，原先耗费七八个小时汽车转火车的路程，只需不到一个小时就能抵达。现在，这也是球队外出比赛必乘的交通工具。“好多孩子也是跟着我们第一次坐飞机，会特别好奇，问个不停。”陈世民说。

　　而借着打比赛的机会，每当去到一些大城市，陈世民都会去其他球队的训练基地看一看，从教练的配置到训练的方式，再到配套的后勤保障，都让他感受到了更大的差距。

　　“很多球队配了专业的营养师，食堂都是那种自助餐形式的，每餐应该吃什么，什么食物对生长发育有帮助，人家都给孩子讲得很清楚。”他说，“还有就是教练，基本上都是三四个教练盯一个队，像我们一个组三四十个孩子只有一个教练，很多时候就看不过来。”

　　对于经费来源，陈世民也想过借助企业赞助解决。“但是现在各方面的政策我们也不太了解，怕多走弯路，所以说还是以政府引导为主。”他想了想说，“家长这边我没有奢望，因为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多数还是留守儿童，有些家庭也很特殊。”

　　28岁的杨康也是沧源佤族人。上高中的时候，因为个子比较矮，以“体育特长生”身份入学的他在田径、篮球等一众体育项目中选择了足球。大学毕业以后，他取得了足球C级教练员的资格证，“可以带U7U12阶段的青训”。在红河执教两年以后，他有机会加入昆明的一家俱乐部。而在昆明入职短短两个月后，他又被“调”回了沧源。

　　两种不同的执教经历让他感受到了一些差异。和大城市相比，这里孩子的劣势不少。“比如对技战术理解能力弱，很多时候一个动作要讲好几遍”，但优势也很明显，“踢得有野性，敢拼抢”。因此在训练时，他会有意识地设计一些“游戏”。“比如一对一的对抗赛，还有射门”，鼓励他们“踢出性格来”。

　　此外，在昆明杨康执教过的学校里，足球作为一个兴趣课程向全校学生开放，“只要喜欢足球都可以报名”，往往不同年纪、不同基础的孩子都在一个课堂学习。但对于佤山的孩子来说，踢球的意义和心态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每次打比赛之前，“孩子们都会很紧张”，教练在做赛前指导的同时也会让他们“放松心态，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就好”。“这时候往往我们不给压力，他们自己就已经压力很大了，胜负欲很强。”再比如，有些孩子在下课之后还会要求“加练”，“自己分组打对抗赛”。“特别是高年级的球员，这种情况会更多。”杨康分析道，“他们会更有自己的想法，我踢球是为了什么，慢慢也有了自己的目标。”

　　2023年，“幸福边境杯”沧源青少年足球邀请赛进行时，一个“9岁女小将晃过三名男对手射门进球”的视频“火”了，不少网友说，“这一晃，晃出了梅西的感觉”。视频里，黝黑瘦小的女孩带球穿过几个男生，轻盈灵巧又充满野性的姿态宛若精灵，足球在她脚下好像有了“黏性”，几次滚动过人后，足球以一个刁钻的角度射进球门一角。这个女孩叫赵希瑶，因为这个视频被国家女子足球队看中，她很快被转送到了苏州基地U13全国女足集训训练营。

　　“我们足球班建立之初的目标就是把孩子们输送出去。”李学新说，“只要有更好的平台选中我们的小孩，我们都送出去。”截至目前，已经有19名“佤山少年足球队”的孩子被上海、江苏、河北等不同地区俱乐部球队或青训基地“看中”。“大多数是在四年级以后，而且女生更受关注。”他告诉我，不久前就有3个女生同时加入了上海徐汇区的球队。“她们马上承担了主力位置，还帮助球队排名上升。”

　　随着越来越多足球实验班的学生被输送出去，他们的学籍也随着球队转到上海、苏州等大城市。在这些孩子身上，李学新看到了足球运动带来的更多价值与可能，而这种“足球+升学”双输出的模式也得到了沧源大部分教师与家长的认可。“这是我们的底线，如果那边不帮忙解决上学问题，我们就不送。”

　　在“亲戚家的孩子”赵希瑶去苏州上学后，田渊博的妈妈有些“焦虑”，她希望儿子也能通过足球的渠道走向更大的世界，在未来有机会走职业化的道路。眼看孩子上了六年级，这种情绪越来越强烈。“经常自己琢磨，他怎么还没被看中呢。”她笑着说。

　　对于还没有“走出去”的大多数学生来说，这种对于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焦虑是共通的。第一届足球实验班在今年夏天即将毕业，他们的去向成为很多人关心的事。

　　“我们正在联系市里的中学，争取整班移交。实在不行，最差的情况也要把他们送到县里最好的中学，把足球班保留下来。”李学新说，由于临沧市中学基本采取划片招生，第一方案可能存在困难，“但要做最大的努力给他们兜底。到了初中，训练时间能保证像小学一样最好，如果保障不了，至少这些小孩是在一起的，可以继续着重训练足球，有机会碰上更好的选择。”

　　“都说我们国家足球青训的现状是13岁退役，就是这个原因，没有保障他继续往上走的机制。”对于更远的未来，李学新有自己的思考。在他看来，高中阶段是一道坎儿：“高中以后，很多家长就盯着高考了，不愿意再走这条路。如果我们能有一个系统性的保障，从小学、初中再到高中，让孩子在一个完整的足球班里，统一学习、统一训练、统一管理，这条路以后就能打得通了。”

　　然而，在陈世民的理念中，他更愿意把足球这项特长作为佤山学生向外走的拐杖，“多一条路肯定是好的，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偏远地区的孩子来说”。因此，为了不让他们落下文化课成绩，陈世民要求“由业务水平强的老师带足球班”，并且规定，“文化课跟不上的就不能参加训练”。令很多老师没想到的是，这一条成为不少孩子学习的动力。

　　“他们是真的爱踢球，怕考不好踢不了球，放假也会带着球回去。”六年级足球实验班语文老师杨琛说，她会有意识地把日常教学与足球“串联”起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思维活跃度。

　　叶皓均在场上的位置是守门员，偶像是阿根廷队的“大马丁”。有次出去参赛，因为一个球没守住，球队输掉了比赛。足球飞进门的一瞬间，他好像看见队友责备的眼神，因此“难受了好一段时间”。那个时候，语文课刚好学到了《三国演义》，杨琛便策划了一场辩论赛，辩题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与团队精神哪个更重要”。

　　虽然辩论没有决出输赢，但是杨琛感到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想，他们通过自己的思考和表达，应该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不是说胜负欲不好，而是在失利以后，引导他们更加辩证地看待。”

　　而对于田渊博来说，足球的赛场虽然美好，但也只是“梦想”的一部分。被问及未来想做的事，在大人们一众期待的目光里，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道：“其实，我想当个说唱歌手。”说罢，一双眸子里闪过欣然的光芒。（陈艺娇）